高房价重压之下最艰难的并非华为

经济观察报 刘远举

华为的确想走。

2012年，基于业务需要，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注册了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目前，华为核心部门仍在深圳，但正如龙岗区政府担心的，华为的最终目的可能并非仅仅搬迁终端公司，华为的确有可能有更大的动作。华为在深圳占有的土地总面积为2460亩，而华为在东莞的松山湖基地占地面积1900亩，而且还在追加置地。

实际上，华为迁离东莞的动机并非单一因素。

首先，制造密集型的业务迁离一线城市，或者转向中西部地区，也是大势所趋。中兴布局河源，中集的集装箱总部搬迁到东莞，富士康转向河南、四川、苹果表示有意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都是这种趋势的典型例子。所以，华为把生产线转向东莞也是大趋势。正如任正非所言，“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其次，华为转向东莞，也并非仅仅出于成本考虑，而是为了获得产业聚集的优势。所谓产业集聚，就是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目前，东莞有OPPO、VIVO、金立，再加上迁移过来的华为和酷派，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华为把生产终端迁移到东莞，就能很好的获得这一优势。毕竟，手机生产已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产业聚集的优势不可错过。

在华为的迁离动机中，“华为科技城”的因素也很微妙。2011年，龙岗区政府宣称，“华为科技城”由政府投资110亿，华为投资200亿，解决周边配套和环境，打造一个以华为为核心的科技新城。规划中包含华为国际会展中心、华为控股全球总部等等。但随后，新城项目中，不断挤进来各种商业、住宅项目且都打上了华为的标签。面对这一局面，到了去年5月份，华为出面澄清“华为科技城”与华为没有任何关联，未经华为许可用华为名义进行城市区域命名或房地产开发，是对华为的侵权，已致函相关政府部门，希望停止使用“华为科技城”这一名称，最终，华为科技城改名“坂雪岗科技城”。

从这个因素看，龙岗城府龙岗的报告，既体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意识，比中国大多数内地地方政府要好得多，但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也是向华为施加某种程度上的压力。起码，这一次又再次得到了华为的回应，而企业家对公众的表态不能说变就变。

但是，无论如何，土地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现代工业来说，虽然技术越来越重要，但在产生财富的三要素中，土地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土地的稀缺性、价格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任正非曾经表示：“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稀缺性的另一面是价格。2005年，深圳房价均价在5000元左右，11年之后，房价已经涨到5万一平米，其中过去一两年直接从2万多涨到5万。房价的上涨，必然带动地租与房租的上涨，不但推高企业的地租成本，也会推高员工的生活成本，从而推高工资成本。

新加坡的组屋计划使得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安心于这个国家。同样的，当华为的员工都很难在深圳置业购房的时候，让员工安心工作、留在企业的压力，必然使得华为要严肃考虑企业的搬迁。华为旗下的绿苑公司，去年在东莞连买两块商住用地，建筑面积分别达20万㎡和11万㎡，楼面价平均2000多元。而在深圳，再加个零，也未必能拿到同样的面积。

经济观察报在5月30日的头版报道《华为与深圳：各有成长烦恼》中已经指出，华为搬迁风波折射出企业壮大对生产研发成本布局和城市房地产高企造成各类成本增加的双重烦恼。的确如此，然而进一步说，高房价的重压之下，最艰难的并非华为。

华为高收入的员工，尚可努力承担房价，而对于华为这样的企业，不管是骨干员工的收入模式，还是对配套企业的吸引，尚有在国内挪腾的余地，但对于中小企业，资源与人才都不能跟着走，企业陷入两难之中。创业，在一线大城市才有信息、资源与人才，但高房价却扼杀萌芽，而离开一线城市，虽然房价低下来，但却没有了创业需要的必不可少的资源。

所以，华为的创业不易，成长不易，保持华为的发展更不易，而无数个尚在成长中的华为在高房价的压力之下更为不易。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企业的服务，应该是基于公平与普惠，龙岗即使能在政策范围内解决华为的问题，但龙岗乃至深圳留住企业所面临的高房价问题，显然非龙岗区，乃至深圳可以独立解决的。

中国目前的实体空心化，实体经济企业转而金融、房地产业等行业的现象有深层次的制度因素，房价是直接原因的同时，也是制度性的结果。

当下的中国经济体系中，有的企业靠着隐形担保与垄断资源，获取高额利润，银行依靠牌照利润丰厚，与此同时，在充分竞争的行业，中小企业过度竞争，利润微薄、游走在生死之间。 这都导致实体企业空心化，投向房地产，避险、寻求增值，在导致房价上涨后，引发新一轮实体空心化，陷入恶性循环，侵蚀实体经济。所以，只有真正放开金融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的高度垄断，才能使利润合理的流向实体经济。但是，真正的放开这些资源，并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对中国改革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与要求。